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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船作喻，习近平表达的中国世界观******

　　(近观中国)以船作喻，习近平表达的中国世界观

　　中新社北京10月11日电 (谢雁冰 黄钰钦)“在全球性危机的惊涛骇浪里，各国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未来，必须同舟共济”……

　　在不同国际场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多次以船作喻，揭示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现实，呼吁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观察家看来，这个形象的比喻也真切表达出中国的世界观。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各国同在一艘船上，命运休戚与共，既表达出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折射出中国与外界的相处之道。

　　2013年，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他第一次在国际场合阐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年，日内瓦万国宫大会厅，习近平更详细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动因、愿景与实施路径。

　　如今，这一理念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多次被写入双多边会议和联合国文件，中国更以诸多实际行动践行这一理念。中老铁路全线通车，助力老挝实现由“陆锁国”向“陆联国”转变；中欧班列已铺画82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4个国家的200个城市，逐步“连点成线”“织线成网”；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迈入“快车道”，一系列能源、交通项目持续为巴基斯坦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发挥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抓手，从亚太到非洲，从欧洲到拉美，逐渐从一颗梦想的种子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大树。截至目前，已有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罗建波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各国携手发展搭建了新平台，为各国增进互信架起了连心桥，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提供新动力，向全球明确传递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

　　着眼当下，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世界各国同乘“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这个比喻，更具现实意义。当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乌克兰局势牵动世界，国际社会期待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习近平从命运与共的视角出发，接连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为处在逆流险滩中的世界阐明航向，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与支持。

　　中国不仅是倡议的提出者，更是推进落实的行动派，知行合一的中国力量积极推动各国握紧合作共赢之手——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之时，中国疫苗跨越山海，防疫物资走出国门，诠释出在命运与共的视角下，“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度面临“倒退”风险之时，中国连续举办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不断以自身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面对纷乱复杂的乌克兰危机，中国既积极劝和促谈，又面向长远提出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呼吁打开乌克兰问题政治解决的大门；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目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表示，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发起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中国向世界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展现出同各国命运与共的胸怀和担当。

　　穿越惊涛骇浪，需要共同力量。中国不仅发出“要做什么”的倡议，也向世界传递“不做什么”的鲜明主张：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

　　“霸权主义、集团政治、阵营对抗不会带来和平安全，只会导致战争冲突”“不能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给整个世界‘带节奏’”“不能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在不同国际场合，习近平传递出的中国立场清晰明确，在一艘大船上必须同舟共济，“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

　　从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到在全球性挑战面前持续推动多边国际合作，从提出“金砖+”合作模式、为金砖机制探索发展空间，到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扩员……作为首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更是加入了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和600多项国际公约。以行践言，中国一直用行动诠释着何为真正的多边主义。

　　“不做什么”“要做什么”，习近平以明确的立场、清晰的表达阐明中国选择，也给出如何使这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行稳致远的中国答案。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如何同世界携手一起向未来？回看北京2022年冬奥会闭幕式，“天下一家”焰火在鸟巢上空升起的那一刻，中华文化中对于世界大同的美好祝愿尽显，这亦是这个东方大国世界观最直观的表达。(完)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朱鹮野外种群从1981年的7只增加到6000余只，藏羚羊野外种群从7万只增加到约30万只，在野外一度消失的野马、麋鹿重新建立起野外种群……这些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离不开这些年来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

　　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此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为了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坚持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表示，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实际需要相适应

　　“2021年云南大象北上及返回之旅，让世界看到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岳仲明介绍，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制定，2004年、2009年和2018年三次修正，2016年进行了修订，“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加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和拯救繁育工作，维护生物多样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5月至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评估野生动物保护法，广泛收集各方面对法律修改的意见建议，为修改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提供依据。

　　“检查中多地反映，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执法检查报告显示，存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衔接不够等问题，表明相关法律制度亟待修改完善。

　　对此，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和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大限度吸纳民意、汇聚民智，科学决策。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修订草案印发各省(区、市)人大和中央有关部门、全国人大代表、研究机构、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征求意见，并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修订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2022年8月，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会后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3806位社会公众提出的12057条意见，另收到来信11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社会公众主要就规范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展演、放生等提出了意见建议，相关意见建议在草案三次审议稿中作了体现。

　　修法完成后，推动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已提上日程。岳仲明表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快制定、完善相关配套规定，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回应社会关切

　　加强外来物种防控、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近年来，诸如外来物种入侵、野生动物损害人身财产安全问题等新闻不时见诸媒体，引起社会关注。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中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也予以了积极回应。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从境外引进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得违法放生、丢弃，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岳仲明介绍，发现来自境外的野生动物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谢屹表示，外来物种危害是全方位的，不仅导致本地物种灭绝、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改变、退化以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更严重危害到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才能够实现因‘放’而‘生’。”

　　此次修法中，还增加了“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放生野生动物活动的规范、引导”等内容。“一些社会公众放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放生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做到合法有序。”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表示，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需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此次修订中，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的细化也成为一大看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些地方野猪等野生动物泛滥成灾，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农牧生产。“野生动物肇事的问题根源在于野生动物活动区域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区域的空间重叠。”谢屹表示，得益于我国多年持续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但作为关键栖息地的自然保护地因为面积既定和生态承载力有限，导致了此类问题呈现加剧态势。

　　此次修法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予以细化，其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

　　“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秦天宝表示，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因此诸如野猪等野生动物也被纳入其中。”

　　凝聚各方合力

　　为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直接法律依据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工作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近年来，随着公益诉讼制度在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合力方面作用愈发凸显，此次修法新增的公益诉讼相关条款，对满足实践发展需要和破解制度发展瓶颈是关键一步。

　　“此前，依据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野生动物保护实际上已经‘隐含’在了公益诉讼适用的范围之内。”秦天宝表示，此次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则明确为检察机关等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这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相关社会组织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唐家河保护区)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属2019年1月挂牌成立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2015年以来，四川省青川县某肉羊养殖场以及村民韩某某等长期在唐家河保护区内违法放牧，破坏了大熊猫及其伞护的野生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尽管唐家河保护区管理处针对上述违法行为多次向有关主管部门书面报告，但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2020年5月，青川县检察院主动走访县内自然保护区时发现该案件线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同时，检察机关兼顾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养殖户合法权益，推动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养殖户退出自然保护区补偿问题，引导自然保护区原住居民利用现有资源发展乡村振兴产业中的重点项目、有偿参与国家公园管理。

　　“本案是中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第一案，彰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绍，自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万余件，既涉及国家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植物，也涉及动物栖息地、自然保护区，以及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和本地重要生物种群的保护等。

　　“如今公益诉讼条款写入野生动物保护法，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林业和草原、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协作配合，形成公益保护合力。”胡卫列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调研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制定相关办案指引，指导各级检察机关规范办理此类公益诉讼案件。

　　版式设计：蔡华伟

　　本报记者 张 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