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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发平台2023-10-29 17:48

察往知来，感知习近平的大历史观******

　　(近观中国)察往知来，感知习近平的大历史观

　　中新社北京10月10日电 (记者黄钰钦)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不久前的烈士纪念日，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2014年，中国将每年9月30日设为烈士纪念日。此后，习近平连续9年在当日出席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英烈。

　　在习近平的推动下，中国以立法形式确定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等。在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每一次庄严纪念都是一次对历史的回望，也像打开一扇窗口让外界从中感知习近平的大历史观。

　　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总的、根本的看法，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历史，习近平尤为重视，他反复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

　　有评论指出，习近平对历史的高度重视，构成其大历史观的基础。他将历史看作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他还曾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

　　习近平对历史的重视，体现在一些细节中。例如，近年来，在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时，细心的人们通过电视画面看到他身后的书架上有《党史札记》《史记选》《世界通史》等大量历史典籍。

　　这样的重视，还体现在看待历史的维度上。习近平在谈及世界历史时，将其比作“人类最好的老师”；说到民族历史时，他认为“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论及学习中共党史，习近平将其看作是广大党员、干部的一门“终身必修课”，强调“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这种历史观是以宏阔的大视野来观察历史，将现在同历史发展逻辑联系起来，并汲取经验用于未来发展。”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把握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是中共的重要经验，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

　　如何在想问题、作决策时具有历史眼光，关乎治国理政的成效。观察认为，在习近平的大历史观中，历史不仅给人智慧的启迪，更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

　　习近平多次指出，“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在这方面，习近平身体力行。比如，2014年10月13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题正是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在谈及对待历史经验时，他强调，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

　　在习近平看来，历史中的治国理政经验，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历史既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透过这样一次集体学习，人们或许能更直观理解习近平所提倡的以史为鉴的“方法论”。

　　“如何以史为鉴，汲取治国之道，构成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核心要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希贤指出，无论是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是治国理政的有益借鉴，这才是真正的“以史为鉴”。

　　而一段时间以来，在国际舆论场中，不时响起歪曲历史、掩盖事实、美化侵略等错误言论的刺耳杂音。人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历史？在习近平的大历史观中，外界还可以看到其鲜明的态度：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习近平在不同场合都坚定予以驳斥，“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

　　——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习近平斩钉截铁地指出，“任何人想要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

　　——在出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时，习近平明确宣示，“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

　　——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习近平强调，“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共同引以为戒。”

　　——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演讲时，习近平引述德国前总理勃兰特的名言说，“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

　　对此，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戴焰军分析称，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就是抹杀和篡改历史，从根本上否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待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是真正敬畏历史、尊重历史。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近日，习近平在为《复兴文库》作的序言中，再次强调要“以史为鉴、察往知来”。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如何把握时代大势、走好中国道路，在厚重的历史里，有智慧的启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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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尹仑：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新社昆明12月14日电题：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

　　作者陈静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中国是世界12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文化多样性亦非常丰富，56个民族创造了众多保护和利用生物物种资源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不仅有巨大的商业与经济价值，还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举行之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等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传统知识？中国民族传统知识中蕴藏了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

　　尹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地方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属于集体，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代代相传，也可以通过歌曲、传说、谚语、信仰、习惯法和土著语言表达。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2014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中，传统知识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以神山卡瓦格博(云南最高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这一神山信仰体系包括周边的300多座神山。村民相信神山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属于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如果擅自猎取或采伐，将惹怒神山，用暴雨和泥石流对村庄进行报复。在此基础上，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禁止在神山砍伐树木，盗挖药材，污染泉水、河流和湖泊等相关传统习惯法。这些传统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了神山及周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保护区。

游客在观景台欣赏梅里雪山美景。李嘉娴摄

　　再以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为例。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从事以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当前，基诺族的轮作农业中保存着陆稻品种96种，根据其成熟时间和特点，划分为早熟品种16种、中熟品种35种、晚熟品种20种、糯稻品种25种，并在不同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的土地上，按照不同年份种植不同品种，以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通过长期积累的认知经验和知识，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

　　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使这些地区成为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富有生命力，处于动态的变化和发展中。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在安装红外相机，用于监测拍摄野生动物。该保护区是最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陈骥旻摄

　　中新社记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起到何种作用？

　　尹仑：传统知识在自然保护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COP15的重视。《昆明宣言》的17条承诺提到：“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包括森林、沙漠、高原、冰原、旱地、海滨等，世世代代积累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创新。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什么作用？以传统知识中的生态习惯法为例，不仅有通常理解的、直接对动植物进行保护的传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有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储藏、有效利用、综合管理、惠益分享和促进发展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实践。

　　因此，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而言，传统生态习惯法不只是单一的保护准则，更是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例如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澜沧江大峡谷的佳碧村，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制定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确定了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有利于高海拔地区树木和整个森林的生长。同时，“姐妹会”开展植树造林，最大程度恢复树种多样性，维护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有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知识，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生物遗传多样性相关的生态习惯法，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进一步在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刘冉阳摄

　　中新社记者：COP15第二阶段会议已经召开，您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有何建议？

　　尹仑：正在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中的2030行动计划具体目标13提到：“确保通过相互商定的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等方式，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我们应该思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这一主题，在相关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中承认并纳入生态习惯法的有益部分，从而实现传统知识及其生态习惯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的主流化。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余瑞冬摄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相关行动计划和地方性法规都提及了传统知识。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要开展试点示范，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探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同时，调查少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建立数据库，开展惠益共享的研究与示范。

　　2018年9月，云南省率先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虽然提到了传统知识，但只是个别条款的原则规定，缺少可执行的细则及措施。

　　当前，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已制定生物物种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开始承认和接受原住民、世居民族、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等传统民族社会的生态习惯法和制度，并将其融入现代环境法律体系。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专门制度。例如，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传统生态文化丰富的云南，基于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地方机制，并将其进一步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中，弥补其不足。传统知识介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就有法可依，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完)

　　受访者简介：

　　尹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气候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研究。出版以《气候人类学》为代表的专著4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累计公开发表学术成果300余万字。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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